文/孙璐艳 朱天易 曹屹睿 阿细

简介：复旦高分子的教学和研究始于1958年，历经化学系高分子教研组（1958－1982）、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1958－1962）、材料科学系（所）高分子教研室（1983－1993）到1993年高分子科学系（所），一代又一代的高分子人一直在跃进楼这座不甚起眼的红砖五层楼里埋头学习、努力工作、勇攀科学高峰，比肩国际一流。这座楼里，成就了江明、杨玉良两位中科院院士，涌现了4位长江特聘教授、9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诞生了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我国高分子科学的重要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如果说，复旦校园有哪一座楼宇留下了特别浓厚的时代痕迹，恐怕非“跃进楼”莫属了。跃进楼设计寿命五十年，如今它早已超龄，太过简陋低调，甚至没有明显的楼名标识，只在入口右侧立着一块牌子，蓝底白字，用宋体印着：“跃进楼”。不少老师和同学说，这是为了方便快递员能够找到这座楼。跃进楼隐藏于老逸夫楼背后，在袁成英楼和遗传学楼之间，为高挑葱翠的水杉树掩映。楼前左侧的草坪内，绿树环抱之中，舒展着两棵广玉兰。有人戏说，这两棵树象征着高分子系里出了江明和杨玉良两位院士。
如今的跃进楼是高分子系的大本营，追溯历史来看，几近六十年，它见证了复旦高分子学科的发展，高分子人也将历史的一点一滴，日日夜夜，封存在这座楼中。虽是陋室，洒满时光的痕迹，讲起来却也颇值得动情。
向科学进军：国内高分子学科横空出世

上世纪20至30年代德国化学家斯施陶丁格（H Staudinger）提出高分子的科学概念并逐渐为科学界所接受。40年代美国化学家弗洛里（P Flory）发展了高分子物理的基础理论。50年代德国化学家齐格勒 (K. Ziegler)和年意大利化学家纳塔 (G. Natta)发明的定向聚合催化剂，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实现了聚烯烃高分子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这些成就使得高分子学科迅速兴起。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高分子科学也开始起步。
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落实到学科发展规划。鉴于高分子学科发展的蓬勃势头， 1958年，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决定在复旦成立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简称103所），所长由著名物理化学家、核化学家吴征铠先生担任，副所长由著名有机化学家于同隐先生担任。同时，化学系设立高分子化学专业，成立了高分子教研组，于同隐先生任组长。当时一张白纸的基础上，于先生带着一批教师白手起家。然而建所不久，大跃进遭到挫折建所力不能逮，不得已只能撤掉项目，所幸同时上马的高分子化学专业，被复旦保留了下来，成为了后来复旦高分子学科蓬勃发展的燎原之火。

时代艰难，无论是高分子教研组抑或是103所都没有自己专属的教学、实验场所，相关活动均在老化学楼（1956年落成）内进行。最早进驻跃进楼的江明回忆，当时高分子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老化学楼的二楼和三楼。1960年，跃进楼开始建造，大约在1961年上半年间竣工。

翻阅学校基建处的资料可以看到，跃进楼最初的命名是“理化六楼”，1960年2月，与它旁边的“理化四楼”（今袁成英计算机楼）同时开工，同样的外观，是为姊妹楼。路过此处，细心者可以发现，跃进楼靠近袁成英楼的一侧，各延伸出一个四层的辅楼。江院士解释，建两座姊妹楼的最初规划，包括在两楼之间搭一个连廊。因为资金等问题，连廊只建了一个框架，两楼始终没有连起来。直至70年代，为了缓解用房紧张，连廊改成了水泥外墙的辅楼；而拟建主楼的梦想则变为泡影。今天在跃进楼内部看来，这段辅楼除了走进去窄小一些，已看不出连廊的痕迹。在常年岁月里，这段延伸出的辅楼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风吹雨打五十余载，与复旦高分子学科诞生于同一时代的跃进楼，静默伫立于斯，承载一个学科五十余年的成长岁月。

江明：“纳雅斋斋主”
1955年，江明进入复旦化学系就读，1958年提前毕业，和另外十一名同学一起被抽调出来跟随于同隐先生参与高分子化学专业建设。1961年成为第一批进驻跃进楼的“业主”。江明的实验室在三楼。落成以后的跃进楼，红砖绿窗，窗户是木质结构。大部分实验室地面是水泥磨石子的，隔墙由芦苇和泥土构成，电线是铝芯的，下水道是陶瓷的，通风橱等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可见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一切教学条件和实验设施都捉襟见肘。

“当时没有进口设备，国产的可用仪器极少，我们都是自己搭建实验仪器。”高分子专业的老师，走访各处购置零件，拿到工厂进一步加工，组装成符合基本工作需求的实验仪器。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克服了物质条件的不足，抵抗着外在的种种冲击，朝心中的科学殿堂摸索、前行。
文革期间，原本逐步步入节奏的教学、科研工作不得不停滞下来。跃进楼成了政治批判的“战场”。“教学实验室改成了政治学习室，用来开政治会议和大批斗。三楼的走廊，贴满了大字报。”江明回忆。于同隐先生被怀疑为“国外特务”，江明也作为“反动教员”被批斗。跃进楼一度陷入失序状态，人心惶惶。1973年以后，才逐渐恢复教学科研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跃进楼还见证了改革开放前的极为罕见的国际友人来访的民间外交活动，江明给我们列出一个不完全名单：1964年，日本科学家中岛章夫先生来访，于同隐先生担任翻译。文革后，罗马尼亚前元首齐奥塞斯库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曾来访1977年时任英国保守党党魁的撒切尔夫人（后任英国首相）也曾造访，高分子人向撒切尔夫人展示了丙烯的本体聚合项目和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当时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汪猷教授、复旦的于同隐和高滋教授陪同了参观。”江明本人也在跃进楼聚丙烯实验室参与了接待。

复旦的高分子事业在政治的热浪中，没有逐波随流，事业的发展受大环境的影响虽有起伏，但跃进楼里高分子人安于寂寞，始终坚守着希望，奋发前行。

1978年之后，国内政治形势雨霁云开。1979年4月江明作为复旦第一批访问学者出国。高分子人与外界的交流也逐步恢复常态。江明拿来一本磨破了边儿的签名本，本子上是自1981年以来，他所接待的国内外高分子专业学者专家，来到跃进楼后，用各国语言、各种笔迹留下的亲笔签名和赠言。
类似的“小本本”，江明收藏良多，几十年来，他用这样的方式见证着跃进楼的时代变迁、复旦高分子学科的筚路蓝缕，也见证了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发展历程。

几十年来，因为楼上的下水道系统不完善，没有地漏，江明说，在跃进楼，最怕的是“闹水灾”，“常常是第二天来一看，实验室被淹了。”实验事故也不鲜见，有一次实验导管破裂，江明被烧伤了左手手背。说起此事，江明用右手轻抚着左手，仿似昨日重现，而烧灼的痕迹已经淡去，几十年的时光，也一并流去了。
江明的办公室兼书房在跃进楼315室，房间朝阳，面积不大。这里是他的“纳雅斋”。房间内书满处都是相框、摆设、证书、字画，贴满四壁，窗台上翠绿的盆栽长得比人还高，萝藤枝蔓在天花板上舒展开来，带来盎然生气。“纳雅斋”其名，一方面是因为文人雅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房间狭小，江明干脆就取“纳（nano）”字，有材料专业特色，且兼具包容的意思。

如今江明还没退休，每天都在纳雅斋里和同事交流，接待学生与访客。对这座楼的感情，丝丝缕缕渗透在他的小本本里，渗透在他的办公室、实验室中，渗透在这座楼的角角落落，已不是一言一句能够说得清的，“等我有时间，要把手头这么多资料好好做个整理。”江明慢悠悠地说。

张炜:第一台电子拉力机是国产的

1970年底，张炜作为当时国内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复旦。“当时进跃进楼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只有做专业高分子实验才会进去。整个楼红色砖墙，草绿色的木质门窗。那时候当然没有电梯，实验室用的钢瓶是老师同学们一瓶瓶扛上扛下的。整个楼每层就只有一部电话，放在走廊上，电话一响有人接了之后，往往再去喊另一个接听人。”这是张炜对跃进楼的最初大概印象。

由于文革造成生源断层，1974年大学毕业后，张炜便留校读研，与两名外招的学生丁崇德和杨修堃成为于同隐先生那一届的高分子化学专业研究生班（1975.2-1977.2）。

“当时跃进楼更像一个联合国，不完全是高分子的人。”张炜大致描画了当时跃进楼的布局：一层东面是遗传所，放着电子显微镜和几间实验室；中间是高分子教研室的；最西面是物理系，放着谢希德先生的顺磁共振仪。二层从东面到中间是学校石油化工厂的催化、丙烯两个车间；西面是高分子化学教学实验室以及老师的联合办公室。三层都是高分子教研室的地方。四层全是化学系的电化学教研室，吴浩青先生在此。五层全是遗传所的地方，谈家桢先生就在这里。整体来讲，在跃进楼中高分子教研室当时所占比例很小。

直至丙烯楼和催化楼造好，石油厂丙烯和催化车间才从跃进楼二楼撤出，此时分析化学教研室的邓家祺教授进来。遗传楼建好后，遗传所从跃进楼五楼搬出，而后被材料研究所占据了。到了2010年-2012年，跃进楼才逐渐完全成为高分子科学系的场所。张炜的记忆能力、梳理能力非常强，目前他正在参与编写《一个人和一个系科——于同隐传》一书，谈到复旦高分子和跃进楼，可谓如数家珍。

跃进楼虽是陋室，但星光熠熠。谈家桢、谢希德、吴浩青、邓家祺……他（她）们都是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如今先生们虽已远去，但他们的声音似乎仍回荡在当年的房间与走廊。

如今跃进楼几乎都是高分子科学系师生教学与科研的场所。2011年10月份，依托复旦高分子科学系的聚合物分子工程实验室从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现在袁成英楼的一至三楼也是高分子科学系的科学研究场所。”张炜介绍道。

70年代初到跃进楼，没有像样的实验设备，测试高分子材料性能的差热分析、温度形变、扭摆仪、凝胶渗透色谱等等都是教师自制的，注塑机都没有，做电性能测试的仪器也很差，而加工就只有一台平板热压机，大部分的教学科研设备全靠自己搭建，一切只能因陋就简。“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5月化学系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沈明琦（Mitchel Shen）教授来复旦讲学“高分子粘弹性”，为此教研室花了近五万元买了一台国产电子拉力机“妆点门面”，就放在跃进楼302室。”很幸运的是，张炜成为这台仪器的管理员。“当时于先生也在302室办公，如果有人需要测试，我就去操作拉力机，除此之外任何学生和老师都是不能擅自动用的。”仪器是国产的，精度及稳定性不够，“每次测试前，传感器校正都需要人工搬动四个5公斤重砝码至少进行三次校正，就这样一台拉力机在当时教研室里已经是最好的仪器。”张炜感慨道。

80年代中期，上海市科委给复旦拨了一笔专款，高分子教研室分享到150万购买科研设备，“当时花了3万多英镑，买了Instron公司的静力材料试验机，还购置了红外、紫外、绝对分子量测量组件、DDV（动态粘弹谱仪）、流变仪、X衍射仪等。”这些家当一买，复旦高分子的科研实力增强了，师生士气大涨，贡献了很多新的科研成果。

90年代末期，复旦高分子获评校内211、985重点建设学科后，跃进楼于1999年经历大修，学校投了380万。张炜时任高分子科学系的副系主任，监管跃进楼大修的全过程。“敲开房间的隔墙，发现墙体最里面竟是芦苇，芦苇外面是泥土，泥土外面再粉一层石灰，就这样的墙体。”今天说来，堪称危房的跃进楼之简陋仍令人胆寒。大修时，二楼东面的辅楼敲掉旧墙体，新搭轻钢龙骨墙，改造成高分子科学系集中的仪器平台，评上校内211重点建设学科后买的第一批仪器就放在这里。现在的仪器平台有了很大的发展，各项管理制度十分完善，仪器预约机制也已十分成熟，经过仪器培训考核合格的师生，经预约后可以自己上机按照自行设计条件进行测试。“以前那种艰苦落后的条件一去不复返了。”言及此处，张炜松了一口气似的。

邵正中：多年实验练就一双铁砂掌

邵正中本科就读化学系，大四时专门化及之后考研选择了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这个专业当时已设在材料科学系。邵正中于1984年底至1985年中在跃进楼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黄俊廉，此时，他才算真正进入了跃进楼。除1996-1998年间出国，直至2008年，邵正中一直都在跃进楼和丙烯楼（故事另叙）之间奔波。如今江湾校区建起了先进材料楼，邵正中仍有一部分办公室和实验室留驻跃进楼。

复旦的实验室总不乏拼命三郎，“我记得于先生的博士生许临晓每天在楼里的时间甚至超过了18小时。”邵正中说。

学生时代，邵正中曾在跃进楼一楼，借用遗传所刘玉顺老师的设备做透射电镜实验，“当时的电镜不像现在直接出结果，是需要用胶卷拍照片，然后在暗房里冲洗。我慢慢跟着老师学习冲洗照片，自己摸索、调控电镜照片的曝光时间。”当每一张有用的电镜照片在暗房中通过曝光、显影和定影等步骤，悬挂晾干，然后在漆黑的暗房里迫不及待等待看实验结果，这种苦和甜也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了解吧。

在80年代，涉及低温的DSC测试，学校设备做不到，邵正中只好到高桥石化去做。“让人头疼的是那边没有液氮，只能先在学校用热水瓶灌满液氮，再用木塞塞住，我骑着自行车，提着一水瓶的液氮小心忐忑地赶到高桥石化，中间还要坐轮渡到江对岸。坐船很快，但等船常常要很久。”这样苦兮兮的折腾，令邵正中印象深刻而难忘。

80年代仍然是高分子人自己搭建仪器的时代。“一些特殊的实验设备、甚至是实验用品，比如做搅拌杆、沸石、弯管等等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能自己吹玻璃，这门课在化学系学过。”邵正中记得江明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曹宪一，“他就自己搭了一台可以控温看浊点的光散射。”当真空泵出了问题，学生自己换油、拆卸、清洗再组装等，都不在话下。

邵正中回忆，1993年高分子系建系之初，筚路蓝缕。“系里经费一度不超过10万，后来慢慢有项目过来，各个课题组才慢慢把仪器添置起来。”

邵正中完好地保存着他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在打印机还未普及的年代，一整本硕士论文都是手抄的，其中的测试图则是用复印机缩小后，再用硫酸纸影印在上面，一笔一划描下来再贴到论文中去的。里面一些需要自己取点做的结果图，则是用曲线板辅助连接两点，画出一条完全看不出明显接线的示意图，图画效果与今天计算机软件做出的图几无差异，拐点圆润，曲线顺滑，此等功力，令人惊叹。邵正中介绍，即使只是一张图，也经常要花费个把小时反复描绘，可想而知整本论文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提到高分子人因做实验而受到的不同创伤时，邵正中摊开他的手，给我们看那双满是老茧、已不怕酸碱腐蚀不怕烫的“铁砂掌”。邵正中说，有些实验用品腐蚀性很强，戴着橡胶手套，遇火即燃，十分危险。“我干脆就不戴手套，经常实验不可避免会沾到手上，我就养成了经常洗手的习惯。干完什么事都得洗洗手。”长期勤奋实验，给邵正中留下了这么一双“铁砂掌”。

丁建东：一个推导公式消除了崇洋情绪

“我们苦日子过惯了，也没有太多的抱怨。”丁建东1988年从复旦生科院本科毕业，开始在材料系高分子专业读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他的“跃进楼”生涯，硕士毕业留校，做助教、然后是讲师，并且读在职博士，一路走下来到现在。他是杨玉良院士门下最早的研究生之一。

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丁建东始终带着乐观。“你别看这楼破破烂烂的，其实也有好处。因为没有什么附属的东西，墙也比较薄，所以得房率（空间利用率）特别高。”丁建东回忆，跃进楼的修修补补，基本是一次次尴尬经历，痛定思痛后的结果。有一次江明接待外宾，因为厕所简陋造成了不便与尴尬，江明强烈呼吁改造厕所。而每次重点学科评估，跃进楼的门厅都被批评过于陈旧，系里后来有钱了才做了调整装饰。

丁建东对跃进楼空间拥挤的印象十分深刻。随着学校的发展，别的院系逐渐搬出跃进楼，高分子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房间。然而随着高分子的自身发展，科研办公的空间总体还是不足。1993年，高分子专业脱离材料系，正式独立建系。杨玉良成为第一任系主任。丁建东回忆起杨玉良常驻跃进楼的时光，“杨老师在二楼最西头的房间，我们中间就一块隔板，老师跟学生没有距离，打成一片，这成了高分子的传统。”

丁建东现在办公室的布局，与当时导师杨玉良办公室的布置相似，这也是高分子部分老师们的基本空间结构：从大的房间进门，外面是学生的工作台，隔间之内，方寸之地，是导师的办公室。“后来我自己成立课题组的时候，第一次装修自己的办公室，对桌子的尺寸反复斟酌，宽度从六十公分改到四十公分。因为既要保证我的办公，也要保证有足够的空间、便于同学生交流。”

丁建东读研期间，经历了电脑和激光打印机从无到有的最初时光。导师杨玉良申请到科研经费后购买了一些“先进设备”。“杨老师的课题组是全系第一批购买激光打印机的，当时大概要三万元。抱回机器的那天，我们这些学生就象过节一样。其它课题组的同学们难得用一次激光打印机，对我们笑脸相求。这种幸福感是现在的学生完全不能体会的。”丁建东讲话不疾不徐，颇有导师风范。

丁建东读研期间，大兴出国潮，国内外科研水平存在不小差距，很多师生甚至“黄鹤一去不复返”。“如果有国外的教授来跃进楼作报告，所有人都带着一种仰视的眼神与国外教授交流。我自己也不是没动过出国的念头。”

恰逢有一次杨玉良出国，走之前交给了当时是二年级硕士生的丁建东一个关于液晶液滴的光散射公式让他推导，并且写下了美国Stein教授当初推导聚合物球晶光散射的过程，供其参考。丁建东花了一个月天天推演，“白天在跃进楼，晚上就到三教、二教。用了一大叠草稿纸，终于推出了结果。”导师回来之后，丁老师把推导过程给杨玉良看，杨玉良郑重地说：“你凭这个已经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了。”待到丁建东硕士毕业时，来自美国的R.S.Stein教授来访，杨玉良向Stein介绍了丁建东推导光散射公式和从事有关实验的工作。Stein表示要和丁建东聊一聊；临别前，这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告知杨玉良和丁建东，他原本打算向美国国家基金委员会提交一个项目申请，以攻克液晶液滴光散射的难题，初稿都准备好了，但是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因为中国人已经将其完成。须知，Stein教授是该领域的权威人物，他的理论是被写进高分子物理教科书的。“聊完后我赶紧去查资料，确认在固体液滴光散射的解析公式方面，数百年来真正获得解析的寥寥无几。这才明白了这项工作的份量。”丁建东回忆。通过这件事情，“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也不那么崇洋了。”

1993年高分子科学系建系时，“系里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成为全国重点学科，一个是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如今，这两个夙愿都实现了。”作为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首任主任，丁建东对此引以为傲。“复旦高分子非常特殊的一点是，它不是靠引进外来的人才发展起来的。在初期资源较少的情况下，高分子系就是土生土长的人才把它撑起来的。”老跃进楼时代，高分子环境简陋、仪器落后、试剂不足、数据缺乏有效性，到如今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高分子人可以和世界顶尖学者平等对话，将采用引进与就地培养并重的策略。这是丁建东们所见证的，更是丁建东们所参与的。

中国式发展，从跃进楼，从复旦高分子，可以一窥其貌。

汪长春：简单也是一种境界

在跃进楼219室，汪长春的办公室布局十分简单。窗外是水杉和棕榈树，蓝色的铁皮自行车棚就在眼皮底下。多少年来，这样的景致不曾变过。

汪长春1990年从化学系硕士毕业后，来到了跃进楼，兼做辅导员，辗转进入府寿宽老师的课题组。1993年在高分子科学系成立时开始在职攻读博士， 25年来汪长春一直工作、学习在跃进楼，在他眼中，这座红砖小楼平淡得简直让人没有任何好奇，外貌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很早之前，跃进楼后面是一个走马塘（如今已是学校的“本北高速”）。楼前基本没有变化，一个小草坪，有两颗很显眼的大树，很久前就种下了，据说这其中一颗广玉兰是上海开花最早的，大家也笑称是由于跃进楼有两位院士。”汪长春笑着说。

“跃进楼很久前就被认定为危楼了。”汪长春苦笑。1999年大修前，走廊并没有钢梁支撑，大修时，几个楼层的走廊都被凿透，看得见楼下一层的光景。“跃进楼一楼的墙皮到现在还会突出脱落，所以在教学评估的时候安排参观路线也都不走一楼。”高分子人的科研、学习还是在这座楼里继续。

说起当年的实验，汪长春回忆，“我平常就坐在一个很长的水泥台边，台子最中间有一个试剂架，没有通风橱。夏天做聚氨酯合成，天气很热，所幸当时那个房间还是比较通风的，而聚氨酯合成需要绝对无水，条件很难控制，这样反应就很容易暴聚，会出现爬杆等各种现象。”然而正是这些早前的或成功或失败的实验，让汪长春获取了最初的高分子知识，通过阅读——实验——阅读不断验证，便有更多的自我感悟。

汪长春第一张办公桌，是在一个管仪器的实验员那里放置了一张类似试验台的桌子，“至少能有一个抽屉，也能放一个台灯，已是很开心了。晚上还可以自己安静地看看书写些东西了。”那时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上下热情极高，深夜跃进楼也是灯火通明。让汪长春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实验室进行简单装修并在水泥地板上做了一层环氧地坪，由于学生的频繁实验，通风橱前环氧地坪被踩穿了，出现了一个个非常艺术的实心圆。
汪长春进入府寿宽教授课题组后开始进行乳液聚合研究，由于当时系里没有相关的测试设备，只能去浙江大学进行乳液的粒径测试。汪长春时常拎一大包样品，在绿皮火车颠簸上大半天，从上海到杭州，测试完再拿着数据回来。

汪长春也提到在江明院士刚回国发第一篇polymer论文的时候，审稿人提出需要一个分子量的数据，江明也是费尽心思跑了几个单位找到可用的仪器，才得以发表文章。汪老师说到这里，若有所思地沉静下来，“有时候真的想想，高分子93年从材料系独立出来，当时一穷二白，什么条件设备都没有，在最难的情况下到现在发展得这么好，真的是很不容易。”

汪长春背后的橱柜上放着一张府寿宽课题组的合照，府老师的为人处世，无形中影响着汪长春等晚辈们。“很多辛苦的事情过了就不觉得辛苦了，回味起来还能体验到淡淡的香甜。就像府老师的心态，豁达自由，外圆内方，恪己容人。”

往事无论甘苦，成就不论大小，如今都能不带一丝尘埃地轻捻身后，简单也是一种境界。而与老师的对话，在跃进楼的沉淀，如今已经熔铸在方寸间，温暖着身心，激励着前行。

彭慧胜：跃进楼的守夜人

寻访过程中，记者想找到“跃进楼最勤奋的一个人”，师生众口一词指向了彭慧胜。2000年那一届的高分子系新入学研究生，有幸成为跃进楼修缮一新后第一批使用者，彭慧胜是其中一个。

彭慧胜于2000年至2003年间在高分子系就读硕士，随后赴国外深造，于2008年回到复旦任教授。硕士三年间，彭慧胜在跃进楼里兢兢业业学习、实验，一周七天经常都是在跃进楼度过，即便是节假日，实验室也成了彭慧胜首选的去处。其中有大半年的时间，因为忙于阴离子聚合实验，他几乎成为跃进楼的“值夜人”。

“当时的学生对待科研工作专注度极高，早晨七八点钟研究生们往往已经准备开始一天的实验，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间跃进楼锁门，再离开实验室。”对于有些研究周期较长的实验，这样的节奏还不够，尤其实验中某个步骤进展不如预期顺利，彭慧胜往往会利用晚上为第二天的实验做好准备，清洗、烘干仪器等，“完成这些工作可能已经到了半夜十二点甚至一点，我就睡在跃进楼的办公室里。第二天早晨醒来，买好早点，又投入了实验。”这样的生活，因为乐在其中，彭慧胜感到非常充实。

夜深人静，或许正是倾听跃进楼的最佳时间。此时唯有守在一楼的门卫董绍天，有时会与彭慧胜对话几句。

跃进楼毗邻遗传学楼，半夜时分有时会听见奇怪声响，这种声响白天听来尚好，夜晚听来犹如孩童啼哭。后来彭慧胜听说遗传学楼曾经存放有解剖用的尸体，睡在跃进楼便不免脊背发凉。笑说这段经历，彭慧胜仍心有余悸，如今忆起，更添难忘。跃进楼的夜晚记录了彭慧胜“跃进式”成长的日子。

“真没时间谈恋爱。”彭慧胜回忆，为了陪他，女朋友只好每天晚上来实验室看看书，聊几句，楼门落锁之前再离开。实验室的恋爱，并没有影响二人的感情，“我这辈子只谈了一次恋爱，就结婚了。现在的太太就是那时候的女朋友。”

彭慧胜在跃进楼的三年时间，在江明、陈道勇等诸位老师的引领下，勤勉进取，干劲满满，也因此得到了系统的学术训练，把高分子前辈的很多宝贵品质带到了研究工作中。“我认为无论多么完美的数据，即使没有造假，只要可重复性没有达到要求，就不能予以发表。”彭慧胜进行阴离子聚合的相关研究，由于实验室不具有恒温恒湿的条件，因而实验数据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很大。唯一的方法就是做实验非常迅速，才能尽量降低外界环境对实验的影响，这也使得彭慧胜养成了动作麻利、速战速决的实验习惯。

研究生生涯中，彭慧胜将努力变成了习惯，也受到了前辈人文情怀的熏陶，使他收获颇丰。“君子慎独。”彭慧胜早已经习惯了早晨七点起床准备工作，晚上十二点入睡，每天必须阅读一定量的文献，若节奏被打乱，工作不到量，反倒让他不适应。“这种习惯与状态停不下去，应该会伴随一生。”彭慧胜说。

如今彭慧胜的办公室、实验室都在江湾校区，跃进楼的时代，不是过去式，而是精神的源头，一代代高分子人的精神，在这栋楼里流淌、传承，递进。

高分子人：沉稳低调薪火相传

与高分子人对话，在他们的口口相传中，于同隐、何曼君、府寿宽、徐凌云、叶锦镛、江明、卜海山、李文俊、李善君、杨玉良 、陈道勇……一个个个性鲜明、学术严谨、育人无数、成果累累的前辈跃然眼前。前辈师长给后辈们树立起学术路标，也带来巨大的精神财富。

高分子也是一个出寿星的系，最高龄的当属高分子元老：于同隐先生，今年已经98周岁。

张炜、邵正中都曾师从于同隐先生。张炜记得，于老先生给研究生上过一章聚丙烯定向聚合的高分子化学课，“于先生带着无锡口音，慢条斯理，深入浅出，把高深的知识讲得异常通透。”邵正中硕士师从叶锦镛老师，博士师从于同隐先生，正是于先生给邵正中指了一条丝蛋白的研究道路，一丝一缕的潜移默化将邵正中引上了这条他做了半辈子的科研道路。“于先生是很温和的一个长者，他很少提要求，只是给你圈一块地，然后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偏好策马奔腾。”叶锦镛老师，同样给学生以极大的自由去发挥奇思妙想。

人如其名，在众人眼里，于先生和蔼谦逊与世无争，，桃李遍布天下，是真正的大家。复旦前任校长杨玉良院士、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李光宪、吉林大学沈家骢院士等都出自于先生门下。沈家骢院士对于先生的教育方式赞不绝口，提出了“于同隐模式”，即平和开放，让学生触及更多的领域，给学生更多的空间。

丁建东认为，于同隐先生不但培养了很多学生，更培养了一个民主的作风，留下了一个根基。“这么多年来，高分子系内部的学术氛围一直很好，对一个人的学术评价非常公正。这是它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读书时期，导师对于科学的投入、对学生的关注深深影响着彭慧胜。“陈道勇老师会和学生们一起，亲自动手做实验，并且对于实验结果非常执着，对于每个细节非常较真，对于学生会提供非常详尽的讲解，合作真诚，看淡名利，真心诚意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在彭慧胜眼中，江明老师沉醉于阅读文献、了解最新科研动态之中，“可以说Science is his life，这种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在他的身上体现了高度的敬业精神。”前辈的身体力行，润物无声地感染着后辈，形成了良好的科研、教学文化。

直到现在，邵正中犹记得，在自己独立授课前，卜海山老师曾叮嘱过他：“授课时间与备课时间应该是2：8。”邵正中一直未敢忘怀，提醒自己，既为人师，就要对学生负责，以学生为上。“当初我的老师们也是这样做的。”语不惊人，却令人感动。

师生一德精神焕，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对国家的责任担当，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目标一流，成就了如今复旦高分子的风华。而真正支撑着跃进楼简陋墙体的，正是一代代高分子人在此渡过的日日夜夜，或静谧，或喧哗，脚步匆匆，高远悠长。

2008年，因为空间拮据，张炜作为高分子系的党委书记，发动系里举行了一次公决，以决定高分子人在跃进楼的去留。投票结果下来，党政办公室全部搬往光华楼，做科研教学的大多数老师，则甘愿继续留驻跃进楼，陪着这座日渐老去的楼宇，隐藏在复旦深处，默默做着低调沉稳、不忘初衷的高分子人。